提起刺绣，我们脑海中往往会勾勒出这样一幅画面：深闺绣楼里，瑶琴静卧，书籍整齐地摆放在一旁。而绣架前，端坐着一位乌发如云、面容如芙蓉般娇美的少女，她的眼眸清澈如秋水，身姿冰肌玉骨，美丽得令人惊叹。她纤细的手指轻拈花针，在绣绷上绣制着，针线在空中无声地划过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绣架上，五彩的锦丝线下，一幅未完工的鸳鸯戏水图若隐若现，鸳鸯相依，缠绵至极，尽管尚未完工，却已展现出少女精湛的绣技，那对鸳鸯仿佛要从白绢上跃然而出。
在旧时，女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在那诉不尽女儿心事的绣楼里，度过她们的锦绣年华，只能将所有的情爱和梦想都放在针线上，一针情来一线爱，绣出她们的柔情似水长。
而在我们沉浸在这幅绣楼画面的同时，也不禁要提到刺绣与历史的紧密联系。刺绣，这既是一门艺术，也是一门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技艺。关于刺绣的起源，虽然因刺绣作品不易保存而难以准确追溯，但我们可以从一些传说中窥见一二。
在“男耕女织”的古老习俗中，“刻丝绣线，固是女红”一直沿袭着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机械化的普及，手工纺纱织布、剪花刺绣这些”女红”技能已逐渐远离我们。记忆中，是在我们祖辈的笸箩里，看到各色的花丝线以及绣花用的花绷子，她们在跳动的烛光下一针一线，身影依稀。传统的她们，从小就学习和掌握了赖以生存的“女红”;我们的母亲，卷入20世纪中叶的滚滚洪流之中，上学堂、闹革命，红色的她们不会“女红”;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我们，从小穿的用的，都来自工厂，纺纱织布自然都已由机械完成，就连绣花都是机绣;而我们的下一代，都是“新新人类”，更是不会拿针弄线，怕是连“女红”这个概念更不知晓。
刺绣的历史与发展
刺绣既是一门艺术，也是一门文化，它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丝丝缕缕联系着。刺绣，是在织物上穿针引线构成图案色彩的手工艺术。
中国的刺绣究竟源于哪个朝代，因刺绣作品不易保存，因此极难说清。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刺绣恐怕要算殷商和西周时代的了，从那个时期的出土文物来看，粘附在泥土上的丝织物，纹路和刺绣的花纹依稀可见。而刺绣的起源却有着一个美丽的传说。
在讲述刺绣的历史之前，不得不提及一个与刺绣密切相关的习俗——断发文身。古时，江南地区的人们有“断发文身”的习惯，文身即在身上刺出图案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习俗逐渐发生了变化。仲雍，这位历史上的人物，为刺绣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他不忍后人继续承受文身的痛苦，便召集众人商议此事。而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一个正在房内低头缝衣的小女孩，偶然间用针扎破了手指，血色沾在衣服上，却意外地启发了她一个绝妙的想法——将文身的图纹绣在衣服上。
大禹治水后，从大禹至泰伯、仲雍，吴地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变化，但断发文身的习俗依然存在。泰伯死后，仲雍不忍后人还要承受身上刺刻图纹之苦，遂召集众人商议此事，被正在房内低头缝衣的小孙女听到。女孩认真揣摩起来，一不小心针扎手破，血色沾衣，这倒启发她想出了一个妙法，将文身的图纹在衣服上一针一线试做起来。为了更好地表现图纹，她用五彩染丝，按照自己辫子结构的方式绣制，埋头做了七天七夜，一件五彩缤纷的图纹衣服做好了。小女孩双手捧着衣服给祖父，仲雍展开这件衣服一看，五彩纷呈，光彩夺目，披在身上，那图纹比刺绘在身上要好看得多。仲雍便择一吉日，身穿这件衣服，召集大家，从今往后即可照此方法制作衣服，不必再文身了。在仲雍的倡导下，绣衣取代了文身。因小女孩的名字叫女红，后人为了纪念她，就把这种锦绣针刺的工艺操作称为“女红”。清乾隆《吴县志》文:“断发文身为吴中风俗之始，仲雍来而人知礼仪。”仲雍开创了从文身到衣饰的服饰变革。
说到刺绣的发展，我们不得不提到丝织的产生、发展和完善。丝织作为刺绣的基础，对刺绣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春秋战国时期，农业的发展推动了男耕女织的经济模式，家家户户都种植桑麻、从事纺织。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织锦来看，丝纺技术在西汉时期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这种高水平的丝纺技术为刺绣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。
然而，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的发展，曾经是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习的“女红”刺绣技艺日渐稀少。尽管如此，作为热爱民间艺术的人，我们有责任踏上“刺绣之旅”，去寻找那些即将消失的刺绣女红，让这块中华传统艺术宝库中的瑰宝继续闪耀其独特的光芒。
